数字生态指数2021已经发布。
数字能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动力，但数字能力尚存在普遍短板；数字能力高度依赖人才建设，但人才融合才是关键；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对接是不二法则，但各区域可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生态。此正是数字生态指数2021中的核心观点。

数字生态指数的由来

数字生态指数的推出，源于对数字经济的科学评估。单纯以GDP指标评估，显然必有偏颇，因为这会忽视技术创新、人才培养、生产效率等等。数字生态指数即在此背景下诞生，其是数字经济的评估体系，更是数字生态的分析体系和诊断体系。2020年10月，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，首次发布《数字生态指数2020》报告，其引入多方参与，聚合多源数据，多维度、多角度地构建了衡量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估体系。2021年，数字生态指数沿用此前理论框架，由数字基础（基础设施、数据资源、政策环境）、数字能力（数字人才、数字创新、数字安全）和数字应用（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）三部分构成。其中，数字基础、数字能力、数字应用一级指标保持不变，这也是衡量数字生态的三把尺子。此外，合作单位及二级指数数量，则由15个增至23个，即新增云栖指数、数据流通指数、AI开发者指数、数字经济投资者信心指数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、数字生活指数、社会纠纷搜索指数、数字乡村指数8个新指数。
 

驱动数字生态的三种类型

具体而言。数字生态指数理论框架中,省级数字生态被划分为全面领先型、赶超壮大型、发展成长型、蓄势突破型四种状态。2201年，江苏成为继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广东之后，第五个数字生态“全面领先型”省份。数字生态“赶超壮大型”省份，也增加至10个，重庆、贵州、陕西进入了此阵营。具体到中国城市级数字生态2021，排名前五位的城市，依次为北京（84.1）、上海（77.9）、深圳（64.8）、广州（60.2）、杭州（56.4）。此外，重庆（45.8）位于第10位，长沙（36）位于第16位，贵阳（32.9）位于第24位。再结合数字生态指数理论框架分析，北京属于典型“能力驱动”型城市。其是数字人才高地，正在带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。长沙属于“应用驱动”型城市，其依靠“产业驱动”和“民生驱动”的双轮模式，带动了数字经济发展。贵阳则属于“基础驱动”型城市，其率先将大数据提升至战略高度，并带动华为、苹果等一批全球知名科技企业落户。

 

数字能力还是普遍短板

“但数字能力还是普遍短板，”作为数字生态指数的负责人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张平文院士，对于指标进行了解读：“数字能力是驱动城市群增长的核心动力，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数字能力。”

举例说明，成渝城市群、长江中游城市群并不缺少产业支撑，5G网络、智算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也在快速建设之中，但尚缺乏扛鼎的“能力驱动”型城市。这相比于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，明显不利于数字生态的梯次构建。

但也另需说明。数字能力并不应局限在一座城市，可在城市群内相互借力。以成渝城市群为例，成都和重庆并非竞争关系，两座已在数字产品制造业、数字产品服务业、数字技术应用、数字要素驱动业、数字化提升业形成互补。
 

产业链与创新链对接

不仅如此。“数据的价值，只有在有能力的人手中才能变现。”张平文院士认为：“数字能力的提升，高度依赖人才建设。既然引进高端数字人才相当困难，各地就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生态、数字经济。”确实，发展数字能力的核心在于人才建设，这就包括不同行业的科研、工程、技术、管理等各级人才。而分类分级的人才融合，推动科技人才与应用人才，在同一平台中合作创新，才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，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关键。以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为例，其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下，由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共建，这里云集了学术、科技等中高端人才，也正在重庆当地与产业、管理、工程人才对接融合，共同进行产业创新。这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的原因。数字经济是科技与经济的融合，是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充分对接，但中国各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模式并无相同。例如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苏州，就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，每一种发展模式也都有与之匹配的人才建设方案。北京正在充分发挥人才高地优势，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，并涌现出众多科技独角兽企业；深圳建设了较好的营商环境，充分发挥了产业优势，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；上海的创新链与产业链条件都较良好，属于均衡发展的模式；苏州则借力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链，建设和发展了自身的产业链，并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。此四种模式，正可被中国多数城市借鉴发展。例如重庆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，而成都则可追求创新链与产业链均衡发展。当然，中国城市营造数字生态，也需更具国际视野。这就需要在数字基础、数字能力、数字应用之外，增加对“数字规制”维度的关注。这或将成为衡量数字生态的第四把尺子。而作为对“数字生态指数2021”总结，张平文院士最后表示：“数字化转型是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的重要路径，只有营造良好数字生态，才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；才能促进各地人才建设；才能提升国家竞争能力。”